苏辙（族孙元老）
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时父洵被命修《礼书》，兄轼签书凤翔判官。辙乞养亲京师。三年，轼还，辙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
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
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雠，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复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辙言："自罢差役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芽盘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
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
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入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
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戢，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
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
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
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复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
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
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非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
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
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
大臣耻过，终莫肯改。
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买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所谓，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
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
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汉武帝外事四征，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
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族孙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学，长于《春秋》，善属文。轼谪居海上，数以书往来。轼喜其为学有功，辙亦爱奖之。黄庭坚见而奇之，曰："此苏氏之秀也。"举进士，调广都簿，历汉州教授、西京国子博士、通判彭州。
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致茂州蛮叛，帅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叹曰："威不足以服，则恩不足以怀。"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此蛮跳梁山谷间，伺间窃发。彼之所长，我之所短，惟施、黔两州兵可与为敌。若檄数千人，使倍道往赴，贤于官军十万也。其次以为夔、陕兵大集，先以夔兵诱其前，陕兵从其后，不十日，贼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则威怀之道得。今不讨贼，既招而还，必复叛，不免重用兵矣。"焘得书，即召与计事。元老又策："茂有两道，正道自湿山趋长平，绝岭而上，其路险以高；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径。当使正兵阵湿山，而阴出奇兵捣刁溪，与石泉并力合攻，贼腹背受敌，擒之必矣。"焘皆不能用，竟得罪。后帅至，如元老策，蛮势蹙，乃降。
除国子博士，历秘书正字、将作少监、比部考功员外郎，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为军器监，司农、卫尉、太常少卿。
元老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方用事，自言为轼外子，因缘欲见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且为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颇仿轼、辙，不宜在中朝。罢为提点明道宫。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未几卒，年四十七。有诗文行于时。
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王安石初议青苗，辙数语柅之，安石自是不复及此，后非王广廉傅会，则此议息矣。辙寡言鲜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尔也。若是者，轼宜若不及，然至论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辙为轼弟，可谓难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调停；及议回河、雇役，与文彦博、司马光异同；西边之谋，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君子不党，于辙见之。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独其齿爵皆优于兄，意者造物之所赋与，亦有乘除于其间哉！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他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各地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听到古今成败之处，就能说出其中的要旨。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激愤叹息，苏轼请问：“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苏轼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了《庄子》，感叹地说：“我过去有见解，口中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正中我的心意。”嘉..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风中割裂肢解，诡辩异辞的弊病占据优势，主考官欧阳修很想矫正这些弊端，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打算把苏轼录取为第一名，但又怀疑文章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做，所以只列置第二；苏轼再以对答《春秋》旨意，获第一，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此后苏轼写了谢书去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此人以出一头之地。”听说此话的人开始纷纷议论不息，久久以后才信服。
苏轼因母亲去世在家服丧。嘉..五年(1060)，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认为苏轼才能学识都好，把他推荐到秘阁。考试六篇文章，以往考试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大多写得不工整。自从苏轼开始打草稿，文字意义十分粲然可观。再对答皇帝的策问，考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为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而已。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岐下每年筏运南山木材，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山险要地区，负责运输的衙吏接踵倾家荡产。苏轼调查了运输南山木筏的利害关系，特为修正了衙规，允许衙吏自行选择水工和因时制宜决定木筏是行进还是停止，从此以后运输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1065)，苏轼回京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王府时就听到苏轼的名声，打算仿照唐朝成例召他进入翰林院，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重用他，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职位差不多，不可急于任使。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考试。”英宗说“：考试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像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考试二道策论，苏轼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这番话后，对韩琦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适逢苏洵去世，英宗赠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父亲一个官职，于是朝廷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因为兄长苏太白早年亡故，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了杜氏，死后还没有下葬，他把这些事托付给苏轼。苏轼守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职可以荫补子孙时，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1069)，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掌朝政，一直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变更科举、兴立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疏说：
“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假使皇帝和宰相具有知人之明，朝廷具有求实措施，那么胥吏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因袭现在的办法，我认为足够有余。假使皇帝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那么公卿侍从中也会经常担忧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有可以不可以，万物有废有兴，当一项制度是合乎时代需要的，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废除它，等到它已经没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制也随之变化，这好比江河的移迁，如果强行要它回故道，那是难以为力的。
“庆历年间(1041～1048)本曾建立学校，到了今天，只是仅存空名。如今要改变现存的礼制，变易现在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修筑官府房舍，聚敛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百里范围内，设立官员设立老师，案件诉讼听命于此，军旅之事谋划于此，又检查出不遵守教育的人摒弃到远方，这不是空增纷乱，因而害苦天下吗？如果没有大的更新改革，而期望对时政有利，那么与庆历年间改革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能因袭原有的制度，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说贡举制度，已实行了百年之久，国家的治乱兴衰，当初就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时代，贡举制度，和现在的相比哪时更精审？文章著作，和现在相比哪时更优秀？得到的人才，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多？天下的事情，与现在相比哪时更得到治理？比较这四方面的优劣长短，这次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或者说乡试重视德行而忽略文词，或者说专取策问和议论而废除诗赋，或者想兼采声誉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是想让参加考试儒家经典著作的考生不考试帖经墨义而考试经书的要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做法。我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预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点。关于性命的学说，自从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浩瀚无边，下无底当，上无篷盖，真是不可穷尽；看他们的容貌仪表，超脱世俗，无所附者，如清泉夏露，不可掬挹，这怎么真能如此呢？一般人的习性，安于放纵自己而喜欢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道“：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性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乱问题，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精审敏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我所要说的，仅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上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悦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祖宗开国以来，管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交给三司管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让六七名少年，日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余人，在外面分到各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少年与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新奇古怪，官吏也都感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子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出，万人喧哗，然而仍不回头，光是空说：‘我没有做这种事，何必怕人们说三道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到森林里去，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强国家的功效，渺茫好比捕风捉影，光听说内库钱拿出来数百万，祠部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出家罢了。用这来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种植水稻。现在打算修筑陂塘使水澄清，种万顷地的水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陂塘，一年一淤积，三年陂塘就淤满了。陛下于是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处凿空，访寻水利，狂妄轻飘的人，任意争相进言。有关衙门虽然知道他们的办法粗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的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就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库的钱财粮食，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口，河水冲出原来的河道，即使吃提出建议的人的肉，对于百姓有什么补救！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做这件事？
“自古以来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户。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郡雇募役人，而且想把这一做法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户，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户调和庸役就已包括在一起了，如何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有搜括百姓钱财的大臣，庸役钱没有被废除，而差役照旧，推究其根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禁令。现在陛下开始把它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迫百姓借贷交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借青苗钱的农户，肯定都是孤苦贫困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户均摊，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发展势头，将来天下百姓会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自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府害了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过去汉武帝因为财力匮乏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便宜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在当时行商坐贾都不流通，盗贼滋生势盛，几乎导致动乱。孝昭帝即位当了皇帝，霍光顺应百姓所想要的而给予他们，天下百姓都归向朝廷，于是天下无事。不料今天这种论调重新兴起。立法的初期，其费用已经很多，纵使稍稍有什么收获，但征收商税的数额，损失的必然很多。譬如有人替他的主人放牧牲畜时，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来获取均输的利益，与上面所举的例子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太过份了。议论的人必然会说‘：可以和百姓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创始。’所以陛下坚持实行而不顾反对意见，期望这些新法必然得以推行。这正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利的人，冒险侥幸的观点，没有等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正在于此。
“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皇帝知道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了。因此我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取得成功而希图富强。爱惜风俗，好比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法律可以使百姓整齐划一，勇猛强悍的男子可成就事业，忠厚近似迂阔，老成初看好像迟钝。但终究不肯以彼代此，是因为知道所得到的小，而所丧失的大。仁宗皇帝执法非常宽厚，用人按次序，专意从事掩过盖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的典章制度。考察他的成功，只能说还没有得到。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国库，那么仅仅满足需要而没有剩余。仅仅因为恩泽存在百姓之中，民间风俗懂得大义，因此仁宗皇帝升天之日，天下归于仁。议论的人见仁宗皇帝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政事没有什么起色，就想以苛细急察的办法加以矫正，用智谋和才能加以划一，招来新提拔的人勇于急进的人，以求取得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迅速提拔官员的门径，假使有意外收获，一步就可得到公卿侍从这样的官职，使得按常规升迁的人也产生非份之想，想到期望风俗敦厚，哪里可能得到呢？近年直率纯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得到提拔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痛惜这种状况挽救这种风气，以简单易便为立法的标准，以清静作为思想的出发点，百姓的道德就会归向敦厚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敦厚风俗，原因就在于此。
“祖宗委任台谏官，不曾处罚过一位进谏的人，即便有轻微责罚，不久就越级提升，允许台官根据传闻弹劾，而御史台和谏院都不设第一把手。进谏时说到皇帝，那么天子改变仪容；弹劾之事牵涉到朝廷，那么宰相暂离相位等待调查。台谏官固然未必个个是贤人，所说的也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用他们来使掌权者感到压力沉重，这是空话吗？将用他们摧折奸臣的萌芽。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奸臣，万万没有存在的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捕捉老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而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而养不叫的狗。陛下怎能不上念祖宗设立此官职的用意，下为子孙后代作好永久的防备？我听到老年人的谈话，都说台谏官所讲的，常常是随着天下公论。公论所赞许的，台谏官也赞许；公议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怨恨毁谤交替而来，公议所在之处，也可知道了。我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成风气，台谏官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工具，以致皇帝孤立，纪纲一旦坏乱，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我之所以希望陛下保存纪纲法度，原因也正在于此。”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因此在考试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一无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杭州通判。高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书写时用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礼物说“：高丽对本朝称臣，但不接受本朝颁布的年号历法，我怎么敢接受他们的礼物！”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然后苏轼才接受了礼物。
当时新政天天下达，苏轼在这中间，每每借行新法之际方便百姓，百姓赖之以得到安定。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时实行的官吏以违反法令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法令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造法律。”提举官惊慌地说“：您暂且慢慢施行。”不久朝廷知道手实法危害百姓，废除了它。
有盗贼案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兵士前来搜捕，兵士凶暴放纵行事，甚至用藏有违禁物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乱。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溃散的兵士听说此事后，稍稍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查出肇事的兵士杀了。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置他于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惟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于山水之间，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对宰相王王圭、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苏轼撰成国史。”王王圭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意思不满意，于是亲自写信把苏轼调到汝州，其中这样说“：苏轼贬谪居住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经过一年更加深刻，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而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穷，在常州有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帝就答复同意了。
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苏轼说“：兴大兵起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它。现在西方打仗，连年不得解除，东南几次兴起大狱，您独不能说句话来制止它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在朝廷外面，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说，在朝廷外就不说，这是侍奉皇帝的常礼。皇帝对待您的不是常礼，您对待皇上，怎么可以用常礼呢？”王安石大声说：“我王安石要说话的。”又说“：话出自我王安石之口，进入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一个人要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虽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要减半年磨勘，虽去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答。
苏轼到常州时，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当皇帝，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苏轼过去与司马光、章..友好。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经常开玩笑侮辱围困司马光，司马光对此很苦恼。苏轼对章..说“：司马君实现在声望很高。以前许靖因为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为蜀先主鄙视，法正说‘：许靖虚假的名声，在四海流传，如果对他不加礼遇，必然会被认为轻视贤人而受到损害。’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就让许靖担任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是君实呢。”章..认为苏轼说得对，司马光借此得以稍稍安定。
升任起居舍人。苏轼起自忧患之中，不想立即进入要害部门，他向宰相蔡确要求辞去这一职务。蔡确说“：您在仕途盘旋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人能超过您。”苏轼说“：以前林希与我同在馆阁中，而且他年纪比我大。”蔡确说：“林希果真应当比你先提拔吗？”最终还是不同意。元..元年(1086)，苏轼穿戴七品官服入延和殿侍奉皇帝，哲宗立即赐给苏轼用银装饰的红色六品官服，升为中书舍人。
起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的时间长了产生弊病，百姓中服役的人却不习惯所服的差役，官府又残暴地役使他们，导致多数人破产，地多人少的地方有人终年得不到休息。王安石在神宗朝任宰相时，把差役法改为免役法，根据户等的高低让他们出钱雇人服役，执行免役法的官吏向百姓索取超过规定的钱财，因此免役法成了百姓的祸患。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危害，而不知它有利的一面，打算恢复差役法，选派官吏和设置机构，苏轼被选中。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害处，在于聚敛民财，百姓十室九空。聚敛于上而下面却有钱荒之害。差役法的害处，在于百姓常在为官府服役，不能集中力量务农，而贪官污吏得以乘机敲榨勒索。这二者危害的轻重程度，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呢？”苏轼说“：法令制度连续相承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渐渐变化百姓就不会惊慌。三代的制度，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分为二，等到唐朝中叶，把府兵全部改变为长征健儿，自从那时以来，百姓不知道当兵，当兵的也不知道务农，农民出粮食布帛养活军队，军队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都感到方便。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的免役法，实际上大致和这一样。您想立即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好像废除了长征健儿而恢复府兵，不容易吧？”司马光听了不以为然。苏轼又到政事堂陈述自己的意见，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招纳义勇，您任谏官，为此事争辩得十分激烈，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过去听您讲这事的详细情况，难道您今天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讲完自己的意见吗？”司马光笑笑。不久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元..二年(1087)，苏轼兼任侍读。每当给皇帝读书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无不反复开导皇帝，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醒悟。哲宗虽然恭敬而沉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曾给哲宗读祖宗《宝训》，因此讲到时事，苏轼说：“现在赏罚不分明，对善恶没有什么鼓励或阻止的措施，又有黄河大势正向北流，然而强行使它向东流；西夏人入侵镇戎军，杀死掠走几万人，军队主帅不向陛下报告。如果每件事都是这样的话，恐怕会渐渐成为衰乱的开端。”
苏轼曾经锁在皇宫宿值，奉召入对便殿，宣仁太后问他说：“你前年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任常州团练副使。”宣仁太后问“：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问“：为什么被迅速提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说：“我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们推荐的？”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吃惊地说“：我虽然不肖，但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来得到提升。”宣仁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地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来得及提拔任用你罢了。”苏轼不觉痛哭失声，宣仁太后与哲宗也哭泣，左右侍从也感动得泪下涕流。过了一会儿让苏轼坐下喝茶，撤下皇帝御前的金莲烛送苏轼回到学士院。
元..三年，苏轼权知礼部贡举。适逢大雪纷飞十分寒冷，参加贡举考试的士人坐在庭院中，噤冷得说不出话。苏轼放宽对他们的禁约，使他们得以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巡铺内侍每每折辱应试的举人，并且拿举子文章中意思暧昧的单词，诬陷为罪状，苏轼全部上奏朝廷赶走了他们。
元..四年，因为积久评论政事，苏轼为当权大臣所恼恨。苏轼担心不被大臣宽容，请求出任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走，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事来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讨论把蔡确迁到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皇帝以孝治国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从重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不免有些损害。我认为应该是皇帝降旨设置诏狱逮捕蔡确治罪，然后太皇太后出示亲笔诏令赦免他，那么仁孝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宣仁太后内心赞同苏轼建议却不能采纳。苏轼到京城郊外，哲宗沿用前任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给苏轼龙茶、银合，慰劳很优厚。
不久苏轼到杭州，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交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
杭州本来靠近大海，地下的泉水又苦又咸，居民稀少。唐代杭州刺史李泌首先引来西湖水修建六井，百姓饮用水充足了。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运河，湖水自运河流入农田，所灌溉的农田达千顷，百姓因此殷富。西湖水中水草很多，自唐代到五代钱氏，年年都要疏浚治理，宋朝建立后，不再疏浚治理，水草淤积形成封田，湖水几乎没有了。运河失去西湖水的补给，就从钱塘江的潮水中引水，船航行在城市中，湖水又挟带大量的泥沙淤积运河，每隔三年就得淘一次，成为百姓的一大灾害。六井也几乎被废坏了。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杭州和尚净源，原来居住在海边，与海船客商交往，海船到高丽，客商交口称赞他。元丰末年(1085)，高丽王子义天来宋朝拜，因而前往净源住处拜访。到这时，净源死了，他的门徒偷偷地拿着他的遗像，搭海船前往高丽报告。义天也派他的门徒来祭奠净源，并且拿着高丽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两宫太后寿辰。苏轼不接受，上奏说：“高丽很久不进贡了，失去了朝廷赐给他们的厚利，他们的意图是想要求朝贡，但不了解我们对待他们的厚薄，所以借祭奠死去的和尚而行祝寿之礼。如果接受他们的贺礼而不回报他们，高丽将会产生怨恨的思想；接受贺礼而厚赐他们，又正好堕入他们的计策中。现在朝廷应该不参予这件事，让州郡自行以理由拒绝他们的礼物。那些平庸的和尚狡猾的客商，给国家挑起事端，这种事不可渐长，应该痛加惩治。”朝廷完全同意苏轼的意见。不久，来进贡的高丽使臣果然到了，按旧例使臣所到的吴越七个州，要花费二万四千余缗钱。苏轼于是命令各州根据情况裁减开支，百姓获得交易的好处，再也没有受到侵扰的危害。
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屹立在江中，与渔浦各山犬牙交错，水流相激，漩涡回旋，每年损坏的公私船只不可胜数。苏轼建议自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开凿成运河，引浙江及溪谷各水二十多里到达钱塘江。又沿山作河岸，不出十里到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转弯抵达小岭，开凿六十五丈山岭通达岭东古河，疏浚古河几里到达龙山漕河，以避开浮山之险。人们认为便利。奏章上报朝廷，有厌恶苏轼的大臣，极力阻止这个计划，因此凿河工程没有完成。
苏轼又说：“三吴地区的水，蓄积形成太湖的水，溢出形成松江流入大海。大海每天两次潮汐，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潮水常常要淤塞松江水道，然而江水清澈流速快，随即就把泥沙冲走，出海口经常是通畅的。因此吴中地区很少有水灾。过去苏州以东地区，公私船只都用竹篙撑行，没有在陆地背纤行船的。自庆历年间以来，松江大筑背纤的道路，修建长桥扼塞松江水道，所以现在三吴地区多水灾，我打算凿平背纤道路，修建千桥，以加快江水的流速。”这个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人们都感到很遗憾。苏轼二十年间两次到杭州任官，因他对杭州百姓有恩德，百姓家中有他的画像，吃饭时一定要在像前祝福。又修建苏轼生祠以报答他的恩德。
元..六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还没有到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苏辙推辞尚书右丞的职务，想和兄长苏轼一同担任侍从官，朝廷没有同意。苏轼到翰林院几个月，又因为谗言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以前，开封府各县多水灾，地方官吏不深究造成水灾的原委，挖开陂泽，把水注入惠民河，惠民河容纳不下，造成陈州也多水灾。又打算凿开邓艾沟与颍河勾通。并且开凿黄堆想把水引入淮河。苏轼才到颍州，派官吏用水平器测量地形高低，淮河涨水时水位高出新沟几乎有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将倒灌颍州地区造成水灾。苏轼向朝廷说了自己的意见，朝廷同意了。
颍州有长期做盗贼的尹遇等人，几次抢劫杀人，又杀死捕盗的官吏兵士。朝廷用名捕捉拿他也没有擒获，被害家属又害怕他再次加害，躲避不敢说。苏轼召来汝阳县尉李直方说“：你能擒获尹遇，我当力荐于朝廷，要求从优奖赏；抓不到他，我也要以不称职奏免你的官职。”李直方家有母亲而且已经年老，他和母亲诀别后就出发了。于是李直方侦察得知盗贼所在的地方，分派人力捕获尹遇的党羽，他自己亲手戟击了尹遇，擒获了他。朝廷以事情太不符合奖赏的规定，推赏时没有赏到李直方。苏轼请求以自己的年资劳绩，应当改官阶为朝散郎，把它作为对李直方的奖赏，朝廷没有同意。后来吏部认为苏轼应当升官，以符合苏轼的考绩，苏轼说已经许给李直方了，又没有得到答复。
元..七年，调任扬州。过去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听任掌船的人私载货物，征收商税的部门不得留他们。因此掌船的人往往富厚，他们以官船为家，修补官船损坏的地方，并且周济船夫短缺，所以运载的货物到达目的地既迅速又没有损失。近年来禁止一切私载货物，因此船破损人穷困，船夫多盗窃所运载的官物来接济饥饿贫寒的生活。公私都受害，苏轼请求恢复原有的制度，朝廷同意了。没过一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
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祀，苏轼担任卤簿使，引导圣驾进入太庙。有十几辆打着红伞的牛车和十多辆打青盖的牛车抢争道路，不躲避皇帝的仪仗队。苏轼派御营巡检使询问他们，竟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责职应当是严肃政纪，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皇帝。”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在车中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哲宗派使臣捧着书信骑马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下诏整肃皇宫仪卫，自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接见。不久苏轼升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臣请求朝廷给他们一些书籍，朝廷沿用成例全部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苏轼说“：汉朝东平王请求朝廷赐给他诸子及《太史公书》，朝廷尚且不肯给予。现在高丽所要求的书籍，远远超过了汉东平王的请求，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元..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以两学士的身份出知定州。当时国家大计方针即将发生变化，苏轼没能入宫向皇帝辞行。已经上路赴任时，苏轼上书说：“天下治乱，由于下情上达的道路是畅通还是堵塞所决定。天下大治时，普通百姓的意见都能自由通达朝廷；等到天下大乱时，即使是皇帝的近臣也不能将自己的意见进给皇帝。陛下即位已经九年了，除了执政大臣、台谏官外，不曾与大臣们接触。现在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应当把了解下情、清除阻塞作为急务。我每天侍奉在宫中，现在正要去戍守边境，却不能见陛下一次就动身了，何况疏远的小官们想要把自己的意见报告给陛下，那就更困难了。然而我不敢因为不得与陛下答对的缘故，不报效自己的愚忠。古代的圣人将有作为的时候，必然先处在暗处而观察明处，处在静止而观察动态，那么万物的情形，全部摆在面前。陛下的智慧超人，年龄正当盛年，我希望陛下虚心循理，一切不要有所作为，暗自观察各种事物的利与弊，以及大臣们的邪与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得到实际情况，然后顺应事物采取措施。要使有了作为之后，天下没有怨恨，陛下也不后悔。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担心太早，不担心稍迟，这已是很明显的了。我恐怕急功好利的大臣们，就要劝陛下轻率地有所改变，因此进呈了上述意见，冒昧地企望陛下留神，则是国家宗庙的福运，天下的大幸。”
定州军政败坏松弛，兵士们骄惰不服教诲，军校们蚕食士卒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前任地方官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苏轼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的地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这样军中衣服粮食稍稍充足了一些，于是用战法部署约束士兵，士兵都畏服他。然而军校们害怕不安，有卒史拿着赃物控告他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立即把他判决流放，于是大家才安定。
适逢春天大检阅，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废除了上下级的名分，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帐中来，将校官吏穿军装供给使令。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觉得这样做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惧怕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定州的人说：“自从韩琦走后，一直到今天没有见过这种检阅礼了。”与契丹和平已久，边兵已不能用。只有边境一带的弓箭社与敌寇相邻，因战射自卫，尚可称精锐。已故宰相庞籍守卫边境时，因当地风俗立法。年代久远法令弛废，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上奏朝廷免除保甲法和两税折变、摊派，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
绍圣初年(1094)，御史弹劾苏轼执掌内外制命的时候，所起草的制词诰命，是讥讽指斥先朝。于是苏轼以本官知英州，不久降一官，苏轼还没有到达英州，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居住。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心境淡泊而没有什么怨恨不快，人不论聪明的和愚笨的，都得到他的欢心。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居住。昌化，旧儋耳郡地，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药物、调补品都没有。开始时苏轼租赁官屋居住，官吏还说不可以，苏轼于是买地建房，儋耳百姓搬砖运土帮助他。苏轼独自和小儿子苏过相处，以著书为乐，常常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交往，好像要在这里终老一生。
徽宗即位当皇帝，苏轼迁移到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迁徙到永州。经过三次大赦，苏轼于是提举玉局观，恢复为朝奉郎，元..年间以来，不曾因为每年的考课要求升官，所以他的官职停止在此。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与弟弟苏辙，以父亲苏洵为老师学习写文章，而他们文学才能得自天赋。苏轼自己曾说“：写文章好比行云流水，开始时没有一定的形态，但是文章要常行在它所应当行的时候，止在它不可以不停止的地方。”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辞句，也都可以写下来诵读。苏轼的文章广大深沉光芒四射，雄视百代，自有文章以来，也很少有像他那样的文章。苏洵晚年读《易》，撰写《易传》没有完成，命苏轼继承他的遗志。苏轼撰写成《易传》，又撰写了《论语说》；后来居住在海南，撰写《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同时代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还没有被社会所了解时，苏轼对待他们好比朋友同辈，不曾以老师的资格自居。
苏轼自为举子到出入宫廷担任侍从，必定以爱君作为根本，忠规直论，正直大节，大臣们没有谁能超过他。但是被小人妒忌排挤，不让他安处朝廷上做官。
高宗即皇帝位，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以他的孙子苏符任礼部尚书。又把苏轼的文章放在身边，整天读他的文章以致忘记了疲倦，认为是文章之宗，亲自写了东坡集赞，赐给苏轼的曾孙峤。于是赠苏轼为太师，谥“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苏迈，任驾部员外郎。苏迨，任承务郎。